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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系统性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升级。根据WTO统计,2008—2016年美国发起和实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NTB)多达2259个,中国受影响的有2067个,专门针对中国的NTB就有99个,且以反倾销为主,以卫生检疫标准为辅。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统计数据,美国2008年至今发起的334项双反调查中,有218项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经济模型证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D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贸易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性措施;如果对一国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会演变成政治问题。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3752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758亿美元。不管美方的统计有多么荒诞,但双方的贸易失衡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成了美发动贸易战的直接借口。

  事实上,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不是中美贸易所特有的,多年来,美在全球贸易中一直存在逆差,其根本原因是美以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或者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决定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贸易逆差始终居高不下,除少数年份以外,其逆差额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根据美方2017年数据,与美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墨西哥、日本、德国、越南、爱尔兰和韩国等国。就是说美与有经贸往来的国家都会出现贸易逆差。造成美贸易长期逆差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其国内储蓄率过低、财政赤字过大等基本面因素,也有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因素,更有国际货币发钞国地位因素。自从1973年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之后,美就出现了持续货物贸易逆差现象,背后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美元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美元成为全球事实上的储备货币,美国人获得了全球印钞权,而代价则是要满足全球贸易增长的货币需要。这意味着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需要的美元也会越来越多,那么美国需要输出的美元也就越多,而贸易逆差就是其输出美元的主要方式。二是比较优势下的分工选择。制造业等低端产业转移导致美产业空洞化,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结果必然是贸易赤字急剧上升。

  在此背景下,美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只是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因为即便与中国实现贸易平衡,但只要它不改变经济和产业政策,逆差永远存在。美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逐渐消耗中国在经济上的国力。此次美对华贸易战肇始于针对技术转移、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领域问题的“301条款”调查,可以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此可以推断,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总量不断增加,贸易摩擦也将越来越常态化、长期化,这必将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系的统性风险。

  在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之初,作为世界市场的后来者,面对低风险、高收益市场已被先行者瓜分殆尽的现实,中国投资者曾长期不得不大批走向西方投资者眼里的高风险新兴市场;待到实力初步成长起来,西方市场也在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向中国投资者打开长期封闭的大门,中国投资者面对的现实却是曾经安全的美欧市场也在暴恐、难民危机、种族冲突中染上了越来越浓重的“危邦”、“乱邦”色彩,欧洲和美国“巴尔干化”已经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美国风险尤甚。

  截至2017年底,我国34家能源企业(其中民营企业23家)参与海外210个油气项目投资;境外石油权益产量连续24年保持快速增长,石油权益突破1.5亿吨,油气权益产量达到1.9亿吨油当量。其中,94%的石油权益产量来自于我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预计海外石油权益产量在2018年将达到1.58亿吨。美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正在进行油气投资热潮的地区之一,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必将增加中国在海外油气投资风险。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将限制国外具有竞争优势企业投资美国市场。事实上,中企在美收购受阻事件频发。3月中旬,由于担心并购可能导致中国芯片企业占据主导,美政府驳回中资背景的博通公司对美芯片巨头高通收购;蚂蚁金服收购美速汇金的交易,也在近期被阻挠;去年9月,中资收购美芯片公司莱迪思半导体议案也因美政府原因而夭折。就油气投资而言,美大量石油资源开采权归私人所有,大量投资活动始于购买私人油气租约,具有历时较长(有些是从美国建国时延续下来的产权)、变动频繁、所有人众多等特点,原本所有权、矿权瑕疵率就比较高,现在加上贸易保护,资产收购协议(SPA)合同买方风险急剧上升。在油气开采领域,从美制定的油气出口禁令实施至今,已日益违背美自身利益,尤其打击了本国传统油气产业。在此前油价高企时期,“页岩气革命+油气出口禁令”组合使得美国内油气价格大幅度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有助于吸引外资流向美国,推进其“再工业化”;但到贸易战剑拔弩张的今天,美国内外油气价差迅速缩小,加之国际贸易运输成本锐减,为废除油气出口管制增添了不确定性。美页岩油气开采是目前投资热点区域,但页岩油生产商通常需要靠廉价信贷来支撑日常业务。随着OPEC减产,市场对原油供需失衡引发油价上涨充满期待,促使银行对其提高信贷额度,页岩油以此增加在钻探和生产方面的投资。但目前来看,美联储加息预期已成定局,一旦实施,那么美元走强将进一步打压油价。非常规油气生产是一项资本密集型系统工程,相较于常规生产井,非常规井表现出较低的高峰产量和产能快速递减特征,因而需要持续投入资金提高产量。然而美本土持续增长的服务费用,以及不断缩减的国际常规资产组合,给在美外国油气投资公司平衡现金流并增加产能带来挑战。从今年一季度财报来看,页岩油企业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延续了上年四季度开始的下滑趋势,其困境一方面页岩油生产等待资本注入,另外一方面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纷纷受阻。

  从海外油气投资角度讲,一些与美贸易逆差较大的产油国,为了获得美贸易豁免,存在增设与中方投资合作门槛可能性,增加了中资海外投入系统性风险。特别是油气管道、炼化等固定资产投资巨大项目,因资产外化且专用性强而更容易遭到途经国家不可预测风险干扰。而LNG则不涉及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资产专用性相对较低,应成为国内缓解天然气需求重要手段。炼化海外投资金额浩大,沉没成本惊人,商业性风险和政治性风险都相当高,对人力资源要求也高,还要经受开放市场下的竞争。相当一部分产油国希望增加国内炼化能力,但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这些国家炼化项目即使建成投产,也难以具备国际竞争力。倘若盲目在海外投资建设炼化装置,未来可能进退维谷。在这种情况下,努力拓展成品油出口市场,包括扩大石油加工贸易,既可消化国内剩余产能,也符合东道国长期利益。

  油气产区和来源地的转移,加上资源民族主义思潮的上升,意味着中国石油企业海外经营将面对不同资源国迥然相异的法律法规、民族矛盾和油气政策,以及被狭隘的资源民族主义不断恶化的商业环境,意味着与资源获取相伴而生的巨大风险与挑战将在远离本土的地域发生。尽管近年来全球重点资源国投资环境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油气行业最寒冷的冬天过去之后,对资源的争夺仍是政治博弈的焦点地带。在全球油气富集区政经格局进入重新调整之时,大国博弈引发地缘政治格局重塑和资源国政局动荡,仍将在富油区此起彼伏。因而,获取海外油气资源难度将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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