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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产能“囚徒困境”
不论别人去不去产能,自己不去产能回报总是最优的。

  观察经济发展有两种视角,一种是总量,一种是结构。前者代表的是速度和规模,后者反映的是质量和效率。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外延式增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正是廉价要素大规模投入和潜在市场需求集中释放的强大动力,支撑起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但毋庸讳言,旧动力落点通常打在需求侧,短期内可以为经济下滑“踩刹车”,为启动经济“添动力”,但长期过度使用则会给经济带来结构性后遗症。经济高位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将导致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降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被严重侵蚀,经济系统出现局部甚至全局的紊乱。

  当前,经济下行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增长下滑,而工业增长下滑主要是产业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

  去产能,让低效无效产能退出,让僵尸企业淘汰,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做起来却是乏善可陈。原因很简单,最好是自己不去产能,让别人去产能;稍次是大家都不去产能;最差是自己去产能,而别人不去产能。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所有“理性”人都会选择不去产能,因为这总是一个占优策略:不论别人去不去产能,自己不去产能回报总是最优的。结果就是谁也不会去产能。偶然有人去产能,但很快就会调整回来,不然就会从游戏中被淘汰出局。

  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冻产协议胎死腹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自2014年国际石油价格暴跌以来,在汇率、财政、宏观经济风险压力之下,部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和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非OPEC产油国多次发出倡议,希望通过主要产油国达成限产协议以推动国际油价回升。然而,这些努力大多以“流产”告终,有些协议甚至“胎死腹中”。究其原因,是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囚徒困境”—对于任何一个产油国而言,不论其他产油国减产与否,不减产都是其最优选择。因而,所谓冻产协议或限产协议很难达成,即便达成大家也有违约的可能。OPEC去产能的关键是要打破“囚徒困境”,设计激励相容激励机制让各方愿意遵守协议并缩减产量。显然,在生产国之间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沙特阿拉伯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只有当伊朗和其他主要产油国都加入冻产行动,沙特才会冻结产能。伊朗则表示,伊朗冻结原油产出相当于一种“自我制裁”,也就不可能从制裁解除后中受益,因而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其原油市场份额。俄罗斯倒是支持并号召成员国限产保价,结果自己却开足马力,油气产能达到5.5亿吨/年,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你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却鼓励别人去产能,人家当然不买账。产油国之间不像政府那样,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去打破囚徒困境,实现去产能化。这也意味着国际石油市场在较长时间内供给大于需求,油价将会长时间徘徊在相对低位区间。 在我国石油化工行业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数据,2015年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共29765家,主营业务收入13.14万亿元,同比下降6.1%;利润总额6484.9亿元,同比下降18.2%,分别占全国规模工业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的11.9%和10.2%;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3万亿元,同比下降4.1%,占全国工业投资总额10.2%;进出口贸易总额5262.8亿美元,同比下降22.1%,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3%,其中出口1820.5亿美元,同比下降7.5%,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8%。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规模以上企业296家,主营收入9460.4亿元,同比下降30.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424.9亿元,同比下降14.9%。石油加工业规模以上企业1408家,主营收入2.94万亿元,同比下降16.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81.6亿元,同比降幅19.8%。化学工业规模以上企业26505家,实现主营收入8.84万亿元,同比增长1.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1%;出口贸易总额1520.1亿美元,同比下降6.2%,占全行业出口总额的83.8%。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2015年石油和化工行业效益降幅较大,全行业利润同比降幅超过18%,但规模以上企业接近3万家。参与企业众多,意味着一批占用大量资源、生产效率低下的“僵尸企业”和规模不经济、技术装备水平不高的落后产能存在。通过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退出和兼并重组,可以提高产业集中度,改变恶性价格竞争局面,进而大幅改善企业经营状况。

  从2011年到2014年,我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行业主营业务经济总量连续突破11万亿元、12万亿元、13万亿元,实现历史性三连跳。其中,石油与化工行业非公经济主营业务收入已经连续4年占比过半。4年来,我国石油与化工行业非公经济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增长均超过同期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增长水平。截至2015年底,石油和化学工业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达到16212家,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54.5%;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06万亿元,占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30.9%;资产总额2.43万亿元,占全行业资产总额的20.1%;利润总额2404.61亿元,占全行业利润总额的47.3%;上缴税金1253.66亿元,占全行业上缴税金总额的12.2%。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我国石油与化学工业非公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其资产增长、收入增长率与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均超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同期平均水平。但同时也使得我国石油与化工产业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愈发突显: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低、产品档次偏低,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环保压力巨大等,因而在石油和化工业供应侧改革中,民营企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行业发展的未来。

  “石油和化学工业供给侧改革重点,首先是要去掉落后的过剩产能,像小规模炼油,小型规模乙烯、气化技术氮肥,以及甲醇、醋酸、轮胎和农药中的落后产能。尤其是炼油领域,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截至2015年底,我国炼油能力已达7.1亿吨/年,2015年原油加工量为5.21亿吨,产能利用率远低于全球炼油装置平均开工率。”傅成玉表示。

  目前我国炼油能力最大的增量来自地方炼油厂。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炼油企业240家,除藏黔滇晋渝外,其他各省市区均建有炼油厂,平均规模为330万吨。占全国地炼总产能60%以上山东地炼,是地方炼油企业代表。山东地炼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为帮助胜利油田解决落地油、散井油等环境污染问题而上马的,那时候哪个县里有油田,哪个县就必定建一个小炼厂,来处理落地油问题。1998年国家清理整顿规模在100万吨/年以下的小炼油厂,全国有82家被保留下来,其中山东有21家。10多年过去了,山东地炼非但没有在清理中沉寂,企业数量反而增至49家,一次加工能力超过1.5亿吨,平均规模230万吨。与2000年相比,山东地炼一次加工能力增长超过25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超过70倍,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和主营业务收入均占全国地方炼厂的70%以上。在2015年“中国石油和民营化工百强”排行榜中,山东地炼占了前10名中的7席。

  山东地炼快速发展勾勒出我国产能扩张生态图。事实上,我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曾对产能过剩进行过多次集中治理,但结果却是陷于“越治理越严重”的怪圈中。究其原因,就是这种治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导致产能过剩的制度诱因,也没有根除产能过剩的利益诱导机制。石油化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制度和体制中存在不合理因素。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政府主导,各级政府把GDP和财税收入视为政绩好坏最主要指标,因此千方百计地招商引资、上大企业、大项目,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9年我国投资率不足30%,2000年之后从36.3%逐年递增,到2009年底达到47.6%的峰值,2014年仍高达46.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旦遭遇到需求端快速收缩,因高经营杠杆的存在无法及时调整,会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引发产能过剩。目前我国炼油产能利用率仅为75%,地方“茶壶炼厂”产能利用率不超过50%。在面临减少产出、收缩规模、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市场出清行为时,会遭遇较大的阻力。因此,从当前情况来看,市场化出清产能是存在边界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产能出清面临较大困难。

  事实上,近年来,中央政府态度坚决,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打赢去产能攻坚战,其密集出台的关于去产能政策令两大国有企业备感压力,也有了降低产能的紧迫感和具体行动,但这种压力并没有传递到地方炼油企业,相反,随着国家向地炼下放进口原油使用权、原油进口权和成品油出口权三项权利,加之低原料价格下炼油利润空间增大,给了地炼提高产量的冲动。2015年山东地炼因申请进口原油资质而被迫淘汰的产能,大多被以各种方式保留下来。地炼加快规模扩张既符合产业方向,也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2014年山东省出台的《山东地方炼化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支持骨干企业做强做大,到2020年将地炼企业的平均规模扩大到500万吨/年。

  如此,去产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显然不够,因为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多是地方政府支柱企业,不仅为地方政府贡献财政税收,在银行也有着较高债务,如果将这些企业清除,将意味着地方税收减少、银行债务“悬空”等金融风险。况且,在现行财税体制下,鼓励投资、鼓励生产政策措施很多,而对过剩产能、落后产能退出则缺乏制度和政策的合理安排,基本上是“有进无退”。各地是谁有生产谁有税收,而谁要退出,则需承担一系列企业转产、职工安置等问题。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宁可企业亏本赔钱,也要让其维持生产,决不轻言退出。同时还会对辖区内企业给予一些非市场手段的照顾和扶持。例如运用非市场化手段刻意降低部分产业进入门槛;通过行政干预进行地区市场保护;低电价供应以降低企业成本等。当然在本地企业经营不善面临淘汰时,地方政府又往往会人为阻止企业破产淘汰,阻碍落后产能的退出和跨区域兼并重组的进行。

  由此,去产能实际上成了一场央地两级政府在结构性改革和市场本能冲动两股力量中博弈与均衡中的暗战。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认为:“与1998年产能过剩不同,那时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国企,融资来源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产能过剩具有较大的内生性特征,适度收缩信贷既可以使落后产能逐渐出清。本轮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有关,而且大量产能过剩主要来自于经济外生性,去产能复杂度较高。内生性特性产能过剩只要适度收缩银行信贷,过剩产能进恶化势头既可得到有效遏制。但外生性特征产能过剩处置起来更加复杂,周期也将更长。”

  2016年是去产能元年,从改革逻辑上讲,去产能是去库存和去杠杆基础,只有完成了去产能,一个经济体才可能真正走出危机。去产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扩大需求,另一种是压缩供给。在需求难以期待的情况下,压缩供给就成为各方的关注点和突破点,这也是去产能“囚徒困境”所在,尽管所有石油化工企业都明白只有淘汰落后产能才能拯救整个行业,但凭什么要我先减产?想想过剩产能出清后行业会回暖,减产的动力又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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